这本书以两个生长于毛泽东时代红色大院女性对话的方式展现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中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作者叶维丽（及合作者马笑冬）"长大成人"过程中的重要历练。此书视角新颖，内容十分吸引人，具有别具一格的原创性 。 ----史景迁（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
此书与先期出版的关于毛时代的回忆录的另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它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有了一段更长的时间距离。时间以及空间的距离使本书作者得以 进行不同与其他作者的反思，提出他们当时没有提出来的问题。这样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本非常坦诚、深入探究问题的、十分有见地的作品。 ----柯文 （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和作者大体上算一代人。这是一本帮助我们这代人了解自己的书。作者追问自身的答案在历史叙述中呈现，我的答案也在作者的启发下浮现。真实的答案，隐藏在我们成毁变迁的轨迹之中。 ----吴思（著名历史学家，《炎黄春秋》杂志常务社长、总编辑）
这是两位女性"老三届"人的口述历史。口述者带着重新审视历史、反思既往的目光，向读者展现了形形色色革命下的社会图景和青年人的激情与迷茫。 因其摒弃非黑即白的刻板模式而生动感人，令读者感慨和深思。这部书对于文革及其前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研究，是难得的口述历史资料亦是研究成果。 ----印红标（红卫兵研究学者，北京大学副教授）
平民学校”和“宝塔尖”
在我们两人的小学时代，毛泽东给儿童题的八个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很多少年儿童的精神风貌。今天在大街上很少见到戴红领巾的孩子了，虽然据说人人都是少年队员。五六十年代的队员，似乎更加看重自己的角色。少先队的活动，也有一整套的仪式，那个带鼓手的仪仗队总是很神气。每逢队会，必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歌词里提到领袖，提到党，告诫儿童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儿童组织，少先队当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孩子们从中汲取的，更多的却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意识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淡化，但积极进取的精神则能使人终身受益。
马：我是1958年上的学。我的小学在兵马司胡同，是个平民学校，就叫兵马司小学。一进大门有个影壁，上面是复制的毛泽东的手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八个大字可以概括我们当时的精神面貌。没上学前，我盼星星盼月亮那样盼望上学，开学第一天就像过节一样令我激动。我从小学习努力，功课很好。有一个学期考了七次数学，我一连得了七个五分，心里特得意。我当着几个同学的面说：“我怎么没得过四分呀？真想得个四分尝尝是什么滋味。”后来我又傻呵呵地把这话说给我爸爸听，爸爸很生气，绷起脸来说：“太狂妄！”努力向上是当时一代少年儿童的特点，而且是在没有升学压力和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形成的。
叶：升中学还是有竞争的，但压力确实比现在小。
马：当时争强好胜的学生不光我一个。有个同学一天到了学校，才发现是检查个人卫生日，可是她忘了剪指甲，于是就用牙把指甲该剪的部分一个一个地咬下来。还有一次，她看见自己的成绩单上有一个“2”字，以为是2分，就大哭起来。后来老师告诉她是两次病假，她才止住泪。我就很像她，事事都争先。我不但学习上争强好胜，在集体和公益活动上也要比别人做得好才行。教室的卫生都是我们每天分成几个小组，在早晨上课前轮流打扫的。同学们在值日那天都尽可能早来。有一次我想比大家来得都早。学校的大门六点钟开，我五点多就出了家门。那时是深秋，清晨的天色还是黑漆漆的，我一个小女孩走在空空荡荡的胡同里，也不知道害怕。到了学校，在大门口等到六点。那天我第一个冲进教室，等到第二个人进来的时候，教室已经被我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我们每年春天都去郊游，同学们特别盼望这一天。为郊游作准备比郊游本身还令人兴奋，兴奋的中心是带什么吃的。那时大家生活都不富裕，不是想带什么就可以的。我记得我带的有面包，面包当时是高档食品。没有面包能有一个煮鸡蛋也不错。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在暗中比谁带的饭好。我现在还记得一个男生带了香肠，让我有点儿眼馋。穿什么衣服也是要花心思的，我在有限的衣服里挑来挑去。如果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件新衣服，就会把我“烧”得不行，一定要把衣服放在枕边，不知要摸多少遍才能睡着觉，春游那天就穿上。每次春游完了，老师都让我们写一篇作文。我暗中使劲，一定要写篇漂亮的文章。我平时就有收集词汇的习惯，什么“青翠欲滴”，“姹紫嫣红”，“婀娜多姿”，“流连忘返”等等，全都记在一个本子上。等到写作文的时候，我就把那些花花绿绿的词堆砌上去。我最盼望的是老师讲评作文。我睁大眼睛看着老师走进教室，盼望老师讲评的第一篇就是我的。果然，老师夸奖了我的作文，对着全班同学念了其中的几段，我听着，心里美滋滋的。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说要选一些人去西城区少年业余体校，我也被挑上了。我报名的是游泳，到了体校才知道那天游泳教练不在。我正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年轻的女教练走了过来。她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问我愿意不愿意试试体操。
我后来想起这事，觉得真是天助。体操不但比游泳更适合我，而且使我后来对肢体艺术有了相当的感受力和鉴赏力，也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我的气质。我练了三年后得到了国家三级体操运动员证书。
叶：我很羡慕你有机会发展一项爱好。我知道很多小孩下了课去业余体校或是少年宫参加各种活动，不过我没参加过。他们都是下了课自己去的，不像现在每个周末由家长送来送去，忙得不可开交。那时候新华社为小孩办了个“少年之家”，学生下了课去那儿做作业，下象棋，打乒乓球什么的。那时候社会上给儿童的服务设施要多一些，不像现在全靠家庭。
马：是这样。印象里我爸爸妈妈不怎么管我的学习。现在的父母操那么多心，晚上还得陪着孩子做功课，家庭都快成半个学校了。
我爸爸一直为我练体操的事不高兴，他尤其不喜欢我的教练，可能是觉得她“洋气”，打扮得不“无产阶级化”。其实这个教练非常敬业，对我们既严格又爱护。如果训练结束时间晚了，她总是骑自行车把我们带到公共汽车站。她是一个既苗条又丰满的人。有一次我坐在她的自行车后座。因为道路不平，我身体一歪，赶快去搂她的腰，不小心碰到了她的乳房。我当时的反应是：原来乳房这么柔软啊。
后来我不练体操了。有一年冬天我去北海玩，看到很多青少年在滑冰。有个女孩技巧很高，很多男青年都停下来看她。我很羡慕，心想凭我的体操基础我 也会滑得不错。我请求爸爸给我买一双冰鞋，求了几次都不行。我问为什么，他说滑冰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当时有些人滑冰时穿紧身毛衣毛裤，戴毛线织的帽子，
大围脖，这是我爸爸看不惯的。还有一次我差点儿被舞蹈学校选中，据说我个子高是落选的主要原因。不过即使我真被选上了，我爸爸也绝不会同意我去。在他心中，只有劳动和工作才是正经事，像体操跳舞这种个人爱好是奢侈的东西，不属于劳动人民。
叶：体校的那个女老师给你那么深的印象，那你对小学老师的印象深吗？还有你的班集体呢？
马：说老实话，我对小学和中学的老师都记不住，连他们的样子也想不起来了。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好，只是我觉得他们只教书，没有哪个老师因为自己的人格魅力给我特别深的影响。对班集体我只记得春游、作值日什么的，别的印象都不深了。
叶：我的印象极深。我上的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北京市有名的好小学，有悠久的历史。你上的是“平民学校”，我上的就是“宝塔尖”了。实验二小离新华社很近，走路10分钟。我是1957年上的学，比你早一年。“文化大革命”中，实验二小成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典型。批的一件事，就是招考新生的内容反映了资产阶级趣味。据说有一个问题，是让新生看两张画，一张是个漂亮女 人，一张是个丑男人，问小孩哪个美哪个丑。正确的答案是那个女人美，我一定就是这么答的。“文革”中这就成了资产阶级趣味。当时学校面向社会招生，考上了 就能上，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很多是平民子弟。因为教学质量好，也吸引了一批高层子女，但这个学校不是专为干部子弟办的。听说现在实验二小一入学就要交 几万块钱“赞助费”，没钱的别想进去。比起来，当年普通老百姓孩子受到高质量教育的机会还是多一些。
我们学校的正副校长是两位老太太，陶校长和汪校长。按年龄算，她们开始教书的时间大概在20世纪20年代。后来读历史，知道她们可以算做中国早 期的职业妇女。陶校长是全国人大代表，这在小学教育界应该是个很高的荣誉，我们这些学生都很为校长自豪。但我对陶校长没有太深的印象，因为她经常外出开 会，不怎么在学校里，是汪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她瘦瘦小小的，很精明强干，校园里无处不见她的身影。每个星期六下午学校都有校会，一般都是在教室里听广 播，经常是汪校长讲话。她的嗓门不高，说话和颜悦色，但语气里透着权威。用后来的标准看，两位校长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但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很 尊重她们。我们的班主任遇到问题常去找汪校长讨教。
实验二小有几位我忘不了的老师。第一位是我一年级的班主任严老师。她四十几岁，高高胖胖，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开学第一天她说了一句话， 我记了一辈子。她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们要永远尊重老师。“文革”中我们这一代人重重地伤害了老师，但当初我们也是受过尊师教育的啊。严老师名如其 人，很严肃，老绷着脸，你可以说她有“师道尊严”。她是语文老师，教我们在方块格里一笔一画写字，有谁倒插笔，或是出格，她就用一把戒尺敲手背。我也挨 过，敲得不重。后来我们全班同学人人能写一笔工整的方块字，应该归功于严老师的戒尺。她以后，我不记得再有别的老师用戒尺了。严老师是个敬业的人，有一次 她身体不好，咳嗽得红头涨脸，还是在课堂前站得笔直，一丝不苟地给我们上课。我很感激我的这位启蒙老师。
“集体”在我少年时代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我们每个年级有四个班，每个班四十几个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们一直在一起，只换老师不换同学。三年 级有了少先队组织后，我们班是一个中队。逢年过节学校演出节目，有诗歌朗诵、歌咏比赛什么的，很多活动都是以班为单位，班与班互相竞争，我们班就演过“渔 夫和金鱼的故事”。我儿子圆圆在美国上小学每年都换班，同学都不一样，没有从小到大的一起成长的同班伙伴，我挺为他遗憾。
马：你是不是班干部？
叶：我当的最大的官儿是小队副。
马：我当过大队宣传委员。
叶：一个学校是个大队，就那么几个大队委，那你是全校“知名人士”了。
我不是很活跃的人，在班上不显眼，可是我对我们这个班集体很有感情。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纪律特别差，有几个男生特能捣乱，上着课能登上桌 椅互相追逐，还满教室扔“飞镖”，把班主任老师气得直哭。直到五六年级来了吴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我们班的面貌才大改观，变得越来越有向心力。在毕业前， 我们班同学还和老师一起，共同编了一首“班诗”，把班上很多同学的“事迹”都编了进去。有两个比较调皮的男生，他们的名字里一个有“龙”，一个有“虎”， 这一龙一虎都被写进了诗里。因为是自己写自己，大家都觉得很亲切。毕业的时候全都恋恋不舍，最后一次班集体活动是包饺子，猪肉豆角馅，煮的时候成了面片儿汤，可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当时除了上课，班上还有许多课外活动。这些活动总结起来就是“玩”和“做好事”。到了高年级，很多玩儿的花样都是由学生自己想出来的，吴老师做 “参谋”，不包办，给孩子们足够的发挥空间。有一次我们到颐和园去玩儿一个像“找箭头”的游戏，但颐和园的空间比新华社大多了，有同学提前去，在各处做了 很多不容易被发现的标记。我们找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侦察兵似的，惊险有趣。在美国，我儿子参加过童子军。他们的一些活动让我想起小时候的少先队。
我觉得，在培养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组织能力和团队精神方面，我们的少先队不让他们的童子军，在鼓励儿童自己管理自己方面比它要强。
少先队员叶维丽。我们的小队长、中队长和其他班干部都是同学选的。小队长是实权人物，很多活动都是由小队组织的。我觉得在我们少先队的各级组织中，
最有活力的就是小队。小队之间有很多的竞争，像那个在颐和园玩的游戏就是小队之间比赛。到了高年级以后，我们班盛行出壁报，在教室的后墙上有每 个小队的“园地”。各个小队都想出奇制胜，对墙报的内容事先保密，下学后悄悄地到住在学校附近的同学家，一起找材料、画版面。当时有份给小学生看的报纸， 叫《中国少年报》，里面科幻故事、自然常识什么都有，给我们好多启发。我小时候喜欢画画，我们小队就让我负责壁报版面的设计。有一次我想起颐和园长廊旁各 式各样窗子的形状，有像寿桃的，有像扇面的，还有像一本打开的书，就把这些形状全都用在墙报的花边上。那时候即使是像实验二小这样的好小学，学习负担也不重，有很多课外活动时间，一直到六年级每天下课后我们还是有游戏的时间，在操场上玩啊跑啊，迟迟不回家。
离开小学以后，我也在其他“集体”生活过：中学，大学，工作单位。我唯一留恋的，就是我们小学的班集体。前些年我们班在紫竹院聚会，来了很多同学。
照相的时候，先照全班合影，接着每个小队分别照。30多年过去了，不需要提醒，人人都记得自己的小队。过路的人听着这帮人老大不小的，还大呼小叫地喊“第一小队集合”，“第二小队集合”，一定会觉得奇怪。我觉得又滑稽，又感动。
我们班同学到现在还不时地聚会。一个集体能有这么持久的凝聚力，让我这个“海外游子”十分感慨。
但实验二小也有一些在别的学校不那么突出的问题。我感觉中国社会有等级，是从实验二小开始的，当然小时候不知道“等级”这个词。其实新华社大院 的生活也是分等级的，从住房上就能看出来。大概因为我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的感觉不强烈。我对等级的感受主要是从学校里来的。在学校里，校长和老师从来 不说这些，是同学之间在无形地比。
实验二小集中了一些社会上层的子女。刘少奇的子女，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不少都在实验二小。我们年级就有一个国家副主席、一个人大副委员 长和两个副总理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对家长的地位和级别很敏感。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的男生特别爱谈论汽车。他们特清楚什么级别的人坐什么 车，我从他们那儿听来有吉斯车、吉姆车，还有华沙和伏尔加什么的。周围尽是大官儿的孩子，而我家就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干部，这使我很长时间里在心底有自卑 感。我们学校开家长会，有点像开中央工作会议，很多家长是中央各个部门的首长，见面彼此寒暄。有的家长还把警卫员带来了，前呼后拥的，校门外小汽车停了一 长串。而我爸爸就是自己走路从新华社来，我真希望他也能坐车来。
马：我上小学的时候没有这些概念，没觉得我跟胡同里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
但我对同学之间家庭情况的差别是有感觉的。那时我们家住三间屋子，按现在讲条件也不算好。但我到有的同学家一看，心里就想，哟，她们家屋子怎么那么黑，那么挤。
你们学校高干子弟那么多，他们有没有特殊化？
叶：当时有一个副总理，他们家几个孩子都在实验二小，每天中午专门有一个阿姨提着一个大棉兜来给他们送饭，门房旁边专门有一间屋子让他们吃午饭。
他们家的孩子算是比较特殊的。刘少奇家的孩子也在实验二小，可他们没这样。
每天放学的时候有个儿童车来接中南海的孩子，刘家的三个孩子都坐儿童车。当时小孩坐儿童车上下学挺普遍。我们班有一个副总理的女儿，她中午自己带饭。
困难时期我见她带过窝头。她妈妈有时会参加我们班的一些活动，吴老师也没把她当大官儿太太对待。有一次我们班在北海公园活动，副总理本人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公园散步，还在我们那儿停了一会儿，看了看，我们该干嘛干嘛。那时候高级官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谱儿”。
非常幸运的是，在这样一个有些贵族化的学校里，我遇到了一位很平民的吴景田老师。吴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才20出头。他出身农民，家在唐山一带，说 话口音很重。冬天他常穿一件黑棉袄，显得很“土气”，他也不在乎。吴老师赢得我们尊重的办法就是平等地对待我们。小时候我父母很少跟我讲做人的大道理，他们身教，不怎么言传。到了我能听懂一些道理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位老师，他把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当“人”，像兄长一样跟我们说话，和我们交流思想。
如果他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文章，或是注意到社会上一些现象，就跟我们讨论，谈他的想法。他不讲那些空洞的道理，讲的都是很朴素的东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他要继续升学他姐姐就只能辍学，他对姐姐非常愧疚。这个话题，他谈了不止一次。现在回想起来，他可能是有意识地跟我们这些生活在优越环境里的城市孩子讲这些事，让我们知道农村孩子读书多不容易。
北京师范学校附属第一小学教员汤世雄在给五年级的孩子们讲故事。（新华社稿）有一次我们班到北海公园过队日，队日的主题是谈理想。那时候老爱谈长大了干什么，动不动就“谈理想”。在北海一处景色优美的角落我们席地而坐，大家轮流讲长大了做什么。有想当科学家的，工程师的，作家的。有一个同学要做园艺家，她说要把西红柿和土豆嫁接在一起。这个想法我在一本翻译过来的苏联少年儿童读物中见过，但听到自己的同学这么讲，还是挺佩服的。我不知道自己长大了干什么，有人说你画画好，就当画家吧。那天风和日丽，一群小孩越说越来劲，好像真的都成什么“家”了。
过完队日，我们坐电车一起回学校，一路上大家仍然很兴奋，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我发现吴老师一直没开口，眉眼也不舒展。他的学生们一个个都这么有抱负，他应该为我们自豪啊，怎么好像不高兴？这时有个同学问他：“吴老师你干吗不说话？”吴老师语气缓慢地说：“你们没有一个人想当农民的。”大家一下子都安静了。老师这句话我们班很多同学都记住了。当然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文革”中我们很多人都会去插队，当了农民。
吴老师教我们语文。他让我们在课外背一些古典诗词，由他来挑选，一般都属豪放派。我印象里背过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苏轼的“明月几时有”。做法是把诗词抄写在墙报上，一个星期换一次，让班上一位画画好的同学配画。每次他画完，我们都在一边品头论足，议论他的画是否和我们所理解的诗词意境相吻合。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大家议论纷纷。
就这样评着品着，我们把诗词给记住了。
六年级的时候我们还搞过一次书法比赛，也是吴老师的主意。所谓比书法，是比写钢笔字，不是毛笔字，我们毛笔字的功底都不行。每个人抄写一遍小学课文里巴金的文章《繁星》，请教书法的贾老师作评判。贾老师是个温文尔雅的老先生，有60多岁了，典型的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这样的老师“文革”中百分之百要吃苦头，可那时候他是很受尊重的。我到现在还记得《繁星》一开始是“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说星天给你一种躺在母亲怀抱里的感觉。整篇文章好像是深蓝色的，很宁静很辽阔。受这篇文章的影响，一时间我们班的同学都爱用“我爱……，但我也爱……”造句。有个男生仿照“繁星”的文体，写了一篇完整的文章，才情并茂。他过去在班上很不起眼，给我的印象总是拖着一条长鼻涕，但从此我对他刮目相看。
“困难时期”
马：咱们上小学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有几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我拿着半个棒子面饼一边走一边吃，过路的几个人都盯着那块饼子看。他们的眼光 让我害怕，我觉得别扭，好像做错了什么事。还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要饭的，是个二三十岁的男的。他走过来说，你能不能给我点儿吃的？我吓得心怦怦直跳，也不 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讨饭，觉得这种事不该发生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班有个同学叫范丽丽，我常去她住的大杂院玩。有一天她跟我说，她们家每次吃饭，都是把粥先盛 到碗里晾着。粥晾凉了不就坨了吗，坨了后黏黏糊糊的一大碗，看起来很多，可吃完了很快就饿，她们家一天到晚就吃这个。说着说着她就哭了，我特别同情她。
我那时也一天到晚盼着开饭，看见好吃的就馋得不得了，吃窝头也香喷喷的。我爸爸后来告诉我他记得的一件事。有一天他下班回家，看见我和小哥哥有气无力地歪在床上。那时候我和小哥哥中午和晚上都在大院里的食堂吃饭。爸爸问我们吃晚饭了吗，我说没吃，
晚上的饭票中午都用了。爸爸又问，那你们晚上吃了点儿什么？我说，吃了姜。
爸爸说姜不辣吗？我说不辣，甜。爸爸告诉我，他听到这儿眼圈一下就红了。
另外一件小事也是爸爸记得的。一天我从院里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大声报告喜讯：“快，快拿本儿，一家一个桃儿！”原来是副食店推着货车来院里卖桃，每家凭副食本买一个。后来听我爸爸说，那些桃子是商业部专门调剂给大院家属的，
我胡同里那些同学家还买不到。
叶：一家就一个桃儿？
马：就一个。我爸爸说他忘不了我为了一个桃儿的兴奋样儿。
三年困难时期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家里有猪肉，我妈妈说做红烧肉吧。偏偏那天她把肉给烧煳了，懊悔得直哭，觉得自己不可原谅。我妈妈轻易不哭，她一哭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爸爸一直在安慰她。我父亲平时很有些家长作风，但这时候很能体谅人。
其实当时一定级别的干部有特殊供给的糖、油、鸡蛋和肉。那几斤肉和蛋在今天看算不了什么，可是当年和普通老百姓比，就是特权了。我曾经帮家里去买过这些东西。到一个专门的食品商店，我出示一下手里的卡片，人家就客气地点点头让我进去。等我买了东西出来，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心想，我有的东西你们没有，挺得意的。这应该说就是优越感了。
叶：我专门问过我爸爸当时对干部的特殊供应。据他说，因为那时城市供应极度困难，几乎所有的食品都要凭票，像粮、油、肉、蛋、糖等等，而且量极少，机关干部患浮肿病的比比皆是。我确实记得我在新华社医务所不止一次看到浮肿病人，都是新华社职工，医生往他们腿上一摁一个坑儿，医生就给开证明买黄豆。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17级以上干部，每月保证供应一斤糖，两斤黄豆；13级以上干部，每月再加上两斤肉，两斤蛋。当时有人讽刺这些享受特殊供应的干部，叫他们“糖豆干部”、“肉蛋干部”。据一个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
这么一比，这每个月的几斤肉、几斤蛋，真是大大超出普通老百姓的标准了。
我听说那时候新华社有些人家，家里做饭也要称斤两，大人小孩按定量算，小孩定量少，就不让多吃。我们家绝不会有这样的事，现在想起来是爸爸妈妈 和阿姨三个大人尽量保证我和弟弟吃。但即使这样，我也记得饿是什么滋味儿，还记得二面饼（玉米面和白面）香甜的口感。新华社食堂卖过“人造肉”，那东西看起来像肉，有红有白，像是有肥有瘦，可吃起来像嚼蜡一样。当时还有一种代食品叫“小球藻”，我也吃过，一股草腥味儿。那时候的人什么都敢吃。我们班有个同学说山楂丸可以吃，大家觉得是特重要的发现，就都跑到中药房去买。山楂丸又甜又酸，很好吃，可就是越吃越饿，因为它是开胃的。我还跟着班上同学吃过桂皮，弄得现在我一点儿都不能沾有桂皮味儿的东西，一定是当年吃伤了。
马：我记得有一次我一口气吃了七个鸡蛋。那次我斗胆问妈妈：“我从来没有吃够过鸡蛋，你能让我吃一次吗？”我妈妈说好，我让你吃够。她问我是吃煮的还是炒的，我说要煮的，因为煮的一个是一个，看起来多一些。妈妈给我煮了七个蛋，我一个接着一个都吃了。吃完了，我说还没够，妈妈说，就这么多了。
现在想起来，我真太不懂事了，可当时全家没有一个人说我。这么多年以后，我还是觉得那天的鸡蛋最好吃。
叶：说起鸡蛋，我想起我们家在困难时期养的一只鸡。因为副食品奇缺，新华社允许大家在院里养鸡，我们住的楼后面摆了一长溜鸡笼子。我们家的是一只白色来亨鸡，春节过了不久就开始下蛋，每个月能下20几个蛋，特高产。那时我妹妹还是个婴孩，这只鸡下的蛋能保证她的营养。小时候我最亲近的动物就是这只鸡，还为它写过一篇作文。我最喜欢去鸡窝里掏刚下的蛋，握在手里暖呼呼的。
后来我去插队，每次接到家信就像手里握着刚下的蛋。
新华社差不多家家都养鸡，这些鸡的下场说起来让人哭笑不得。它们满处乱跑，楼里楼外到处拉屎。据说有一天一位社长一脚踩在鸡屎上，滑了一大跤，气得他下令禁止养鸡，大家只好把鸡都处理掉。我们家舍不得吃自己养的鸡，就把它送给一位亲戚。从此新华社院里就没有鸡了。
今天在离当年那一溜儿鸡笼子不远的地方，开辟了一个“宠物运动场”，供养狗的人放狗活动。这世界真是变化快啊！
政治阴影对50年代重要的政治事件“反右派”运动，马笑冬没有什么记忆。
儿童的世界毕竟和成人的不太一样，记忆也是有年龄特征的。正因为作为一代人，我们对反右没有多少印象，“文革”初期我们这一代人才能那么冲锋陷阵。因为亲友的缘故，反右对我的家庭有所触动。下面是我的零星记忆。
叶：我小时候的记忆整体是明朗的，但是中间夹杂着阴影。那是1957年夏天，我不再去幼儿园了，准备上小学。有一天和我弟弟一起去新华社礼堂看电影，那时放正片前常放几集新闻简报。我在一集里看见我三伯伯叶笃义。他是民盟的一个重要成员，担任过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影片中他穿了一件黑色短袖上衣，摇着扇子，在一个会议上发言。看见我伯伯的镜头，我吓得站起来拉着我弟弟就往外走。我的一个堂姐说她也和我们在一起，说我一出礼堂的门就大哭。我不知为什么会知道我伯伯在电影上出现不是好事，也许我听到了什么？但我相信我父母绝对不会对我们小孩子说这些事。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伯伯在会上讲话时正在“大鸣大放”，可是到编这集新闻简报时已经是反击右派进攻了，我伯伯那次发言很可能成为他的右派证据。他后来被定性为“章罗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
那时新华社院里偶尔会开来公安局的吉普车，把犯刑事案的新华社职工拉回机关批判。我记得有一次拉来一个“流氓”，是因为偷看女澡堂还是干什么别的被抓住的。从那儿以后，我一看见吉普车来新华社大院就害怕，以为又拉人来批判。看了那集新闻简报，新华社再来吉普车，我就怕拉来的人是我三伯伯。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他又不是新华社的职工，可我就是怕。这大概是我最早感觉到的政治阴影。
我的一个小学同学说，在上一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57年左右，他们班一个同学无意中推开了一间在角落里的教室，一看傻了眼，里面密密麻麻挂着一排排大字报，吓得他赶紧把门关上跑了。可见反右运动在我们小学也是如火如荼地开展。但当时是“关起门来”搞，不让孩子们知道。是为了保护孩子？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这个政策。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允许我们看到的世界，就只有光明。
我父母双方的家庭都出了右派。我父亲这边是我三伯伯叶笃义和五伯伯叶笃庄；我母亲那边是我的三舅白景扬。这些年来我有时会想，作为共产党的干部，我的父母是怎么承受他们的手足受难这个事实的？他们在“组织”面前如何表态？
他们又是怎样的心情？想一想这些问题都让我为他们难受。
我不知道我父母在单位是怎么说的，在家里，他们从来没跟我们说过要跟哪位有政治问题的亲戚划清界限，我们和这些亲戚的家庭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同时他们非常有意识地不在我们面前谈论有关的事，但慢慢地我也多少知道了一些。
我三伯伯有时会来我们家串门，我记得一次他穿着件长袍来。那时人人都“短打扮”，穿中山装之类的，他的装束像是从另一个时代出来的人。他说起话来，遣词用句也和我在外面听到的“革命话语”不一样。我到他家里去，见过他在一个小房间写字，桌上放着外文字典。后来我知道，他当了右派后，民盟的日常工作没有了，就从事翻译。他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文笔流畅之极，现在在书店还能买到。
比起我五伯伯叶笃庄，我三伯算是幸运的。我五伯不但成了右派，而且新账老账一起算，还戴上了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判了10年徒刑，关进了监狱。
因为“文革”，刑满了也没释放，又在劳改农场待了很多年。我五伯伯年轻的时候是家里弟兄中政治上最激进的，在他的提议下，我父亲和其他一些兄弟们把他们分家后得到的钱用来帮助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天津办书店，作秘密活动的掩护。
我五伯伯后来虽然没参加共产党，但政治上一直左倾，和共产党关系密切。所谓“历史反革命”的事，其实是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地下组织让他去做的。我五伯伯也是民盟成员，民盟在1957年是所有“民主党派”中受创最重的“灾区”。在我父亲的兄弟中，我觉得最有才华的就是我的这两位右派伯伯。我三伯伯精通英法两门语言，上学时文理俱佳，他的聪明过人在家人中是公认的。我五伯伯是中国翻译和研究达尔文的专家。我两个伯伯的例子让我很早就知道，右派往往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我很小就知道五伯伯“出事”了。每当我三姑来，大人们就关起门来说悄悄话，我就知道又有五伯伯的消息了。三姑是家庭妇女，五伯有信都寄到她那里，这样不会给其他亲友找麻烦。我十二三岁时，曾跟五伯的一个女儿一起去天津大伯伯家做客。“奶奶”----她是五伯的亲生母亲----就住在那儿。奶奶是我爷爷的“大姨太”，“丫头”出身，她那时70多岁，是个矮小瘦弱的老太太。她看见五伯伯的女儿来了，多少次站在我们住的房间门旁，懦懦地想问什么又不敢开口。
我当时就猜想，奶奶一定是想打听五伯伯的消息。这么多年，她不知道儿子出了什么事。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奶奶胆怯哀怜的面孔。
我们家有一个专门吃云南气锅鸡的陶罐。我妈妈每次拿出来，都会念叨，这是五伯伯的，等他出来，要还给他。因为这只陶罐，我们不断地被提醒五伯伯的存在。五伯伯的几个女儿经常来我们家玩儿，五娘有事就来找我妈妈商量。我后来知道，我爸爸在1962年政治形势相对宽松的时候，曾想帮助五伯伯“翻案”，
后来形势一下子又紧张了，“阶级斗争”的弦绷紧了，我爸爸只好放弃。“文革”中，为“反革命哥哥”翻案成了他的一条罪状。
我妈妈的三哥也是右派。我妈的大哥二哥在抗日战争中死在日本人手里，唯一幸存的只有三哥。三舅也是我非常敬重的长辈。他比我妈妈大10多岁，20年代曾到日本留学，文史哲方面的造诣很深，写得一手好书法。比起我有些“西化”的伯伯们，他身上“孔孟之道”的东西更深一些，在他家里长幼尊卑的规矩也多一些。从年龄讲，他比我伯伯们都大，在“五四”时代就是个少年了。反右前他在北京一所中学工作。被打成右派后，他失去了公职，被发配到北京远郊一家林场劳改。我三舅唯一的儿子也成了右派，在南方一个茶场劳改。
我舅舅隔一段时间会从林场回家探亲，我妈妈去看他，有时会带上我。他剃了个光头，高高瘦瘦，背有些驼。有一个场面我总也忘不了，就是我妈妈和我舅舅老兄妹俩，坐在房屋的一角，在昏黄的灯光下轻声说话。今天回想起这个情景，不知为什么我会有些鼻酸。我舅舅父子二人成了右派之后，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我舅妈只好变卖我舅舅心爱的古董字画来维持生活。从那儿以后，我妈妈就每月给我舅舅家接济，有时是她瘸着腿，坐着电车亲自去送，有时是他家来人取，多少年如一日，“文革”中也没间断。我最近才知道，我妈妈接济我舅舅家，是要经过组织批准的。他家来取钱的往往是我舅舅的儿媳妇，一个广西乡下的女人。
丈夫成了右派后，她带着三个孩子到北京投亲，在一家街道工厂做工。小时候我对她经常不够友善，就像一个富小姐对待一个穷亲戚。她似乎见怪不怪，照样大大咧咧地说着广西味儿普通话。对她这样身份卑微的人，他人的傲慢与轻视是生存中的家常便饭。
我舅舅家住在西四附近胡同里一处一进的小四合院，是我从幼时起就常去的。
他是房东，家住正房，三家房客分别住东西厢房和南房。邻居们之间客客气气，彼此称呼“您”，不像在新华社大院，对什么人都是“你”。在新华社我管大人们一律叫“叔叔，阿姨”，在舅舅那儿我得叫“大爷，大娘”。大院和胡同的礼节和称呼是不一样的，所反映出的社会秩序也是不同的。从这一点来讲，大院生活也是对传统市民生活的一个改造。舅舅家院子中央有一口鱼缸，里面游着几条金鱼，这是北京人过日子的情趣。院里有两棵大枣树，结的枣又脆又甜。每到秋天，我和弟弟就盼着舅舅家来人送枣。我看老舍、梁实秋写老北京生活，“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什么的，多少还有点儿熟悉亲切的感觉，就因为我三舅家。
叶维丽的母亲和舅舅20世纪90年代合影。就是这么一个干净利落的小四合院，我眼看着它在几年之内迅速败落潦倒为“小杂院儿”。我舅舅成了右派后，他作为房东的身份不再被承认，房管部门塞进一家又一家住户，房间不够了就在院子中间搭棚建小屋，最后弄得连走路都无处下脚。原来后院是个园子，种些花草和蔬菜，读鲁迅写的“百草园”，我想到的就是舅舅家的园子。园子里后来也密密麻麻盖了小房，搬进了人。
舅舅家小四合院的衰败，成了他生活状况的缩影。“文革”后我两个伯伯的境况都大有改观，但我舅舅家仍是一派贫败光景。看来右派也是做得越“大”越好，如果是无名小卒，一旦被扳倒了，终生别想真正翻身。因为家庭政治原因，舅舅的三个孙子都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我想这是他心中最深的隐痛。
咱们这一代和上一辈真是很隔膜。从感情上，精神上，到学问上，都隔了厚厚的一层。我敬重我的舅舅和伯伯们，但是不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不清楚是什么精神资源支撑着他们度过了那段无法言说的艰难时光。我舅舅后来家徒四壁，房子越搬越简陋，从原来的“中产者”变为“城市贫民”，本来属于他的房产再也没有回到他的名下。但他真是安贫乐道。还能走动时，他每天清早出去喝一碗豆浆，吃一个油饼，顺便遛遛弯儿，打量打量周围的世界。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对清晨的“出游”津津乐道。那一代人都不在了。第三章：从“公主”到红卫兵研究“文革”，人们往往忽略“文革”的“前奏”。从1964年左右，我们这代青少年在思想到情感以至外表各方面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知道了什么叫“家庭出身”；开始用“阶级”的观点看待事物：“成名成家”的思想受到了批判，人人争当“革命的螺丝钉”；女孩子们脱下了花衣裙，穿上了蓝布服，等等，等等。我和马笑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大约是十四五岁。在这个过程中，书籍和电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毛主席著作越来越成为人们一切行为的指南。
基于“文革”中红卫兵的表现，海内外有人说，我们这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文革”前夕的革命化教育无非是强化了我们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以斗争和仇恨为基调的教育。对于这个观点，我无法苟同。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马笑冬班上关于“救人”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讨论，也不会有我自己此时油然而生的疏离感。“革命化”是对我们早期所受的、包含人文主义内容的教育的否定。如果说在我们小时候，“白雪公主”和“刘胡兰”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那么经过革命化以后就只剩下刘胡兰了。
强调事物变化的过程对历史研究者很重要。在过程中，有矛盾，有冲突，有迟疑，也有克服，它们发生在每个经历者的内心。同时，事物变化的大历史背景也格外重要。对60年代初以来党内党外、国内国际，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等诸方面的情况变化----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此后在中国农村进行的“四清”和城市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反修防修”、中苏论战和“九评”的发表，到美国在越南增兵、战争升级等等----专家学者已有深入研究，在这里就不再赘言了，但它们的至关重要性请读者切记在心。
毛主席视察长春电影制片厂时，和在影片《红孩子》中扮演细妹的小演员谈话。（新华社稿）整体来讲，60年代中期的“革命化”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再教育”非常成功。到“文革”前夕，“人道主义”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为革命青少年所不齿：“阶级斗争”观点成了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武器；而“干部子弟”也具备了有强烈特殊感的群体意识，自视为革命事业当然的接班人。当年很有名的电影《红孩子》中有一首插曲，开始是一句问话：“准备好了吗？”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是有准备的，有没有准备大不一样。